黄微滋

(图片来源：JapanTimes）
 

当地时间2017年4月7日，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4月6日至7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中美元首会晤，就两国关系已取得的成果和当下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这一会晤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也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

一、官方表述对比

对比美国白宫官网于4月9日发布的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简报（Briefing by Secretary Tillerson, Secretary Mnuchin, and Secretary Ross on President Trump’s Meetings with President Xi of China，以下简称“美方简报”），以及中国外交部网站于4月7日、8日就中美元首会晤的相关新闻报道和发言人表态（以下简称“中方报道”），可以发现两国在双方元首会晤成果的具体表述上存在一定差异，从中更可窥探出中美两国在应对地区热点问题、处理两国关系等外交实践上的不同侧重点。以下主要从地区热点、经贸合作、海洋安全和对话机制四个角度对美方简报和中方报道进行对比。

首先，作为当前国际社会最为突出的地区热点问题，朝核问题和叙利亚问题被视为此次会晤要重点解决的现实问题。在朝核问题上，美方简报提到了双方就半岛无核化问题的充分讨论，但总体上对和平解决不报乐观希望，指出美国有可能采取单边行动，“如果中国不能就此与我们密切合作的话”。中方报道则提出首脑会晤中“中方重申坚持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也向美方介绍了“‘双轨并行’思路和‘双暂停’建议”。另外就与半岛局势息息相关的“萨德”系统，美方简报并未提及，而中方报道提到“中方重申反对美方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在叙利亚问题上，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美国因叙利亚发生的化武袭击事件，对叙境内军事基地进行了军事打击。这一军事打击的时机被部分外媒解读为“对中国的挑衅”，但美方简报指出，特朗普总统在军事打击进行时便告知了习近平主席，解释了美方行动的原因和分享了相应信息；美方简报还称“习主席表达了感谢，……对此他表示理解”，认为两国首脑就这一问题达成了谅解。而中方并未在两国首脑会晤报道中提及叙利亚问题，而是在外交部发言人表态中重申了中方对于化武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强调要“以确凿证据为基础”，对于美方的轰炸行为提出“当务之急是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维护好来之不易的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进程”。

其次，贸易合作问题作为当前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在两国官方表述中也均有较多论及。一方面值得关注的是此次首脑会晤提出的“百天计划”，即中美双方致力于在会晤后100天内达成协议，体现了两国对于解决经贸问题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在美方简报中美商务部长罗斯提到了一个细节：“中方表示愿意减少贸易顺差，因为顺差对货币供给和通胀产生了影响”；相应中方报道中也提到“相互开放市场，推动两国经贸关系更加平衡发展”，这可能也代表着以后两国经贸合作中，中方可能会就对美贸易作出一定让步。

再次，近年来一度剑拔弩张的中国周边海洋安全问题也在双方报道中有所提及。美方简报就这一问题指出：“双方就地区与海域安全问题进行了坦诚的讨论。川普总统指出，遵守东海、南中国海的国际准则及此前非军事化声明的重要性”，这一表述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一贯立场；而中方报道仅略微提及“中方重申了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因为中方认为中国周边海域行动合理合法，而美国既非声索国也非南海沿海国家，没有与其谈论中国海洋安全问题的必要。

最后，双方报道都对此次首脑会晤提出的对话机制高度评价，视其为会晤突出的制度建设成果。中方报道提到，“双方宣布建立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4个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并在会晤期间启动了外交安全、全面经济两个对话机制；美方简报则介绍了对话机制的继承性和操作性，指出其是在“提升现有的双边会谈”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新的高层谈判框架”，并且直接“由两国总统/主席监督”。

二、背后逻辑原因

纵观国际关系史，两国就形成的外交成果产生不同侧重乃至截然相反表述的现象并非首次出现。虽然也存在各国文化语言和翻译表达不同等导致的外交表述情况发生，但这一现象主要是来自各国依据自身国家利益对实际外交结果进行的避重就轻、刻意解读。例如1870年普法战争的爆发，其导火线就是普鲁士宰相俾斯麦对外交电报内容和表达的刻意修改。追溯根源可以发现，这一现象来自于追求绝对利益的国际关系古典时代，因为其时外交谈判被认为是一种“零和博弈”，而国家通过这种利己的外交成果展示，意在向国民表明本国才是外交谈判中的赢家。而当下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成果的双方官方表述中所存在的差异继承了这一特点，其实质上体现了两国对于地区热点、双边关系和自身定位的认识差异，归根到底而言是中美两国间对于国际社会问题的共识的缺乏，而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两国在对双边关系、地区热点等国际问题上存在的认识差异有其必然性。中美两国决策均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隐藏在各自国家行为背后的不同意识形态也决定着两国不同的价值取向；同样由于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不同，分别作为新兴崛起国和守成国的中美两国间存在结构性矛盾，不同的国际定位也导致了对国际秩序的不同认知；此外，中美两国间要达到“相互尊重”仍任重道远，特别是美国社会整体上仍对中国存有偏见和刻板印象，例如在此次首脑会晤的美方简报中，仍有对中方人权问题、汇率操纵等问题的横加指责。总之，从阎学通教授的观点来看，中美两国间看似达成共识、实则各说各话的情形可以概括为一种“假朋友”关系，而这一关系仍会长期持续下去。

另一方面，两国共识仍有着巨大的可提高空间。首先，多年来的全球化进程已经使得双方形成了一种高敏感性、高脆弱性的高度复合相互依赖，这也是贸易合作问题成为两国首脑会晤的核心问题的原因；其次随着中美经济、政治、人文等全面交往的深入开展，以及多领域对话机制的确立，两国间已建立了初步的战略互信和协商模式；最后，国家实力快速发展的中国开始逐渐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在地区热点、恐怖主义、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上的观点体现出与美国观点的趋同化。

三、共识构建途径

如前所述，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成果的双方官方表述的差异，体现的是两国对于当前国际体系和双边关系的共识的缺乏，而推进构建中美两国共识对两国关系构建、推进全球治理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推进中美共识构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开展：

1、继续深入全面交往，建立切实有效对话机制。正如此次首脑会晤中两国提出建立的四种对话机制，中美两国应加强开展当前较为边缘化的社会人文对话机制，继续推动双方人员流动和民间交往，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同时，随着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逐渐转向务实主义，相较前任政府而言意识形态色彩得以弱化，因而中方应把握机遇开展务实合作，积极推进对美公共外交；中美两国间的全面交往的深入和对话的开展，同时还需要双方努力构建一个开放自由的交往环境，这应借鉴两国解决双方贸易不平衡状态时以开放代替封闭的做法，推进两国交往的开放态势。

2、切实践行“相互尊重，管控分歧”。由于结构性矛盾下中美分歧在所难免，因而更应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分歧管控机制。一方面，两国间的相互尊重应体现为双方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道路选择，尊重多元文化和各国发展模式，避免一种“文明冲突”预言的自我实现；另一方面，分歧管控既应体现在中美两国关系构建中，也应体现在两国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和做法中，两国不仅应完善双方在海洋、网络等突出领域的分歧管控机制，也应通过早期政治干预和经济制裁等外交手段，构建一个和平稳定、发展共赢的国际合作环境。

3、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寻求合作共赢。从国际发展环境来看，当前两国共识的缺乏还在于全球公共产品的缺失造成的国际制度弱化，这一问题可以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两国的切实合作中得以解决，当前可以通过要求美方提供安全保障和技术支持等方式，吸纳其参与中方“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寻求合作共赢意味着摒弃“零和”思想和冷战思维，其既应包括两国关系构建，又应延伸到国际热点问题解决中，不轻易寻求武力手段和对抗措施，而是寻求和平政治解决途径。总而言之，两国的合作共赢既符合自身国家发展利益，推动双方由当下的利益共同体迈向命运共同体，又可以为各国发展继续提供公共产品，推进全球治理的良好运行。

（作者是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2016级博士生）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Both Reports about the Achievements of China and U.S. Heads of State Meeting

Huang Weizi

On April 7, 2017, at the invitation of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held the heads of state-meeting with President Trump in Mar-a-Lago resort in Florida on April 6 to 7. They conducted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discussion about the results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the main problems currently facing, and the fruitful achievements of this meeting have also received worldwide atten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