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染译评

（图片来源：印度观察家基金会）

5月6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在夏威夷举行四国防长会谈。会谈期间，美国防长奥斯丁表示，四国对“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有着共同愿景”，并有意加强联合军事演习。这一言论反映出美国试图将这一四国会谈机制化，使之成为印太地区的“新四方机制”。对此，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哈什·V·潘特、国际发展与安全合作组织 (IDSC) 常驻研究员唐·麦克林·吉尔撰文分析了这一小多边机制的发展历程及其对印度的意义。菲律宾、日本和澳大利亚彼此并不是盟友，但这些国家都与美国保持着同盟关系。对此，潘特和吉尔认为，“新四方机制”的诞生反映了“四个民主国家的共同愿望”，即深化以美国中心的辐辏式同盟体系的一体化程度，以应对中国对南海的“军事化行为”。

首先，作者回顾了“新四方机制”产生的历程。作者认为，美、日、澳、菲四国2023年在南海的战略协作举措为这一机制的诞生奠定基础。2023年以来，菲律宾政府强化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并与日本就《互惠准入军事协定》进行谈判，以加强两国在对方领土、领海内的军事部署。在此之前，菲律宾曾恢复了此前废止的《美菲来访部队地位协定》。2023年6月，四国防长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举行首次会晤。2024年4月，美国、日本、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四国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进行了首次四国海上演习。

其次，作者指出，该机制的产生源自四国对于印太地区的战略共识。作者认为，“新四方机制”反映了四国共有的政治观念、共同利益和威胁认知。作者指出，“新四方机制”的各成员国对这一机制的参与程度直到2022年才开始提高。在过去10年内，美国、菲律宾、日本和澳大利亚缺乏针对印太地区的共同战略愿景。一方面，美国在奥巴马政府执政后期将主要关注点放在欧洲和中东地区。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在交易主义（Transactionalism）的基础上调整美国对其盟友的支持。另一方面，潘特和吉尔认为，尽管日本和澳大利亚“认识到中国在构成挑战”，但两国缺乏在本地区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能力。此外，作者认为，美国在东南亚缺乏一个“楔子”，进一步限制了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在南海事务中发挥影响的能力。尽管当时菲律宾似乎是美国及其盟友在东南亚最合适的合作伙伴，但因为杜特尔特政府希望通过“绥靖”获得中国在经济合作方面的“让步”，菲律宾没有通过美国的同盟网络对中国采取制衡。

然而，这种战略态势在2022年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美国仍在积极参与欧洲和中东事务，但美国政府倾向于认为，中国是唯一有实力和决心“瓦解”印太地区既定秩序的大国。同样，作者认为，由于中国在西太平洋的“扩张主义行为”和“好斗活动”没有任何收敛迹象，日本认识到应在印太地区发挥更强有力的干涉作用。2022年12月16日，日本政府发布了《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反映了日本政府对日本在印太地区战略的重新定位。该战略包含几个重要的目标，主要涉及加快日本的防务现代化。更重要的是，该战略还强调日本政府需要“加强同本地区友好国家的合作”，以实现“真正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愿景”。2022年6月马科斯政府执政以来，菲律宾加强了同美国的伙伴关系，以提高其海上行动能力。作者认为，这一转变为菲律宾更积极地参与“印太地区民主国家合作网络”打开了大门，使菲律宾在印太地区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

最后，作者分析了“新四方机制”对于印度的意义。首先，作者认为，“新四方机制”的创立反映了印度与其印太伙伴间对于特定次区域重要性的不同理解。在印太地区视角下，印度洋地区是印度安全利益的重点地区，而美国主要关注印太地区下的太平洋地区。对于菲律宾而言，南海问题是菲律宾在印太地区的主要关切。“新四方机制”的建立反映了美国、菲律宾等国对于南海问题这一次区域问题的特别关切。其次，作者认为，“新四方机制”的创立不代表原有的四方机制作用的弱化。印度在南海地区的影响力仍然较为有限，“新四方机制”的建立有助于实现其成员在南海地区的集体利益。以此为基础，印度可以在四方机制下与现有的四方机制进行协作，以进一步充实“印太地区国家间的合作网络”。

（审校：祝嘉聪 编辑：杨倩）

【此条整合了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5月24日的评论：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squad-and-the-rise-of-minilateralism-in-the-indo-pacific】

原文于5月24日发表于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

https://www.orfonline.org/research/what-does-an-emerging-squad-in-the-indo-pacific-mean-for-in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