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染译评

（图片来源：印度教徒报）

2022年10月28日至29日，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在印度举行特别会议，这是自2005年以来该组织首次在总部纽约以外的地方举行会议。印度观察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玛雅·米尔坎达尼（Maya Mirchandani）就此次特别会议发表了《作为联合国反恐委员会主席国，印度走到了地缘关系的关键路口》一文。作者认为，印度在处理地缘关系时面临恐怖主义威胁，这使得其在反恐委员会的工作尤为关键。

米尔坎达尼在文章开篇回顾了印度接任反恐委员会主席国时的地缘政治背景。美军撤离阿富汗造成了严重混乱：数十万阿富汗平民受到塔利班政府的摆布；对妇女和少数族裔的迫害有增无减；恐怖袭击依然在继续，而且十分频繁。对印度而言，自美军撤离以来，巴基斯坦与塔利班的紧密联系进一步对印度的国内和地区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米尔坎达尼指出，对印度境内圣战分子的研究表明，印度教社区和穆斯林社区的紧张关系表现在当地的宗教暴力冲突中。巴基斯坦希望利用由此产生的不满情绪，招募年轻人从事恐怖活动，并为他们提供培训和后勤保障。考虑到印度曾经是跨国恐怖主义的受害者，阿富汗塔利班的复兴与巴基斯坦有着密切联系，印度政府有充足的理由担心更多资源和人力可能落入恐怖组织的手中。在主办印度峰会之际，美国政府对目前在伊斯兰堡的当权者采取新的态度，将加剧巴基斯坦的担忧。

米尔坎达尼又回顾了近年来反恐行动的全球环境。2011年，时任印度驻联合国大使哈迪普·普里呼吁国际社会在反恐斗争中采取新的“零容忍”模式。尽管许多国家采取了这种做法，但批评人士认为，这种做法导致在全球反恐斗争中人权和基本自由被排除在优先地位之外，并引发了仇外心理和对伊斯兰教的敌视。十年过去了，除了伊斯兰主义、“圣战”恐怖主义之外，国际社会还要面对来自白人至上主义、新纳粹主义和极端右翼势力等新形式的恐怖主义势力，这些势力受到反穆斯林、反移民和反精英的民粹主义思想的煽动。这就是印度担任反恐委员会主席国的全球反恐环境。

米尔坎达尼认为，国际社会正面临着对于“恐怖主义者”的定义之争。在印度驻联合国大使坎博伊上任前，时任印度大使蒂鲁穆尔蒂重申了印度对恐怖主义的“零容忍”立场，并表示：“联合国成员国应保持团结，反对根据动机乱贴‘恐怖主义’标签的倾向。”米尔坎达尼指出，在极端势力迅速演变，恐怖主义多种形式扩散的大背景下，印度更加关注采用新术语定义当今恐怖主义挑战——尤其是来自右翼势力的挑战，无论它们是美国、欧洲、新西兰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抑或是来自缅甸、斯里兰卡的佛教激进分子，还是印度的极端印度教徒组织。蒂鲁穆尔蒂在联合国大会去年通过关于全球反恐战略（GCTS）第七次审查的决议时提出警告称：“我们看到有人正企图再次分裂我们，他们打着反对‘出于种族和民族因素的极端主义、极端右翼势力等新威胁’的幌子，采用新的术语，并称这是一种危险的趋势。”他在2022年1月补充道：“当代形式的‘宗教恐惧症’，特别是反印度教、反佛教和反锡克教恐惧症的出现是一个需要严重关切的问题。应对这一问题需要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关注。”

米尔坎达尼指出，印度面临如下挑战：世界各国关于“极端化”的含义和共识已经完全崩溃；同时，国内政治难以对不同形式的极端主义进行界定和分类。在进行跨国反恐合作时，情况就更加复杂了，这使得作为反恐委员会主席国的印度有必要主持一场关于所谓的种族和民族因素引发的暴力极端主义的讨论，这一讨论必须纳入联合国的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框架。这种国际合作在数字化世界中至关重要，因为紧张局势可以跨过国界蔓延。

米尔坎达尼由此提出，反恐委员会的德里会议也必须是一个“暂停和反思的时刻”。自9·11事件爆发以来的20年中，世界始终面临无法有效打击恐怖主义的问题。相反地，多种因素导致圣战分子、极端种族和民族主义者变得更加激进。米尔坎达尼认为，社会边缘化、身份歧视、针对性暴力、受教育和就业机会匮乏等因素使得人们铤而走险，支持将暴力作为“斗争”的手段，这加剧了激进势力、暴力极端主义和全球恐怖主义的蔓延。出于一些国内政治原因，如社会两极分化、平民容易获得武器和弹药，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宣布白人至上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是美国国内面临的主要恐怖主义威胁。另外，英国也成为了第一批取缔新纳粹主义组织的国家之一。

米尔坎达尼进一步指出，在一个受国家利益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二者双重支配的国际环境中，在应对印度地区的恐怖主义问题上，全球政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反恐委员会规定的义务适用于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印度也受益于联合国指导下的双边和多边反恐合作，特别是在11·26孟买恐怖袭击调查工作中。此外，作为联合国通过的几项反恐行业公约的缔约国，印度本国的反恐政策都是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尤其是1267和1373号决议）的要求制定的。印度将这些决议纳入了2008年的《非法活动预防法》（Unlaw Activity Prevention Act）修正案，该修正案是印度反恐立法的基石。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267号决议，自9·11事件以来，《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法》共历经四次修订，在2019年的最新一次修订中，个人首次被授权列为恐怖分子。像世界上许多反恐法规一样，《非法活动预防法》也赋予国家对个人近乎绝对的权力，甚至经常破坏正当程序。基于这一事实，米尔坎达尼认为，现在是时候重新审视各国在反恐工作中掌握的权力了。

在文章的最后，米尔坎达尼指出：毫无疑问，印度面临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威胁，包括克什米尔和东北部的叛乱、左翼恐怖主义，或境外伊斯兰主义和宗教暴力在内的恐怖主义活动。对于这些问题，米尔坎达尼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即：在回顾联合国反恐委员会过去20年的工作、制定未来路线的同时，印度政府必须超越原本的政治倾向，提出一个新的反恐框架。这个框架必须能够反映印度在反恐方面的历史，其中包括其在处理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新形势下的开放性多边合作、基于原则的外交、法治和宪法保障等领域的工作。

（审校：李心航  编辑：段染）

原文于10月22日发表于观察家基金会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india-as-chair-of-the-un-counter-terrorism-committ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