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心航译评

（图片来源：Meer）

7月1日，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希夫尚卡尔·梅农在美国《外交政策》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新冷战或要求回归“不结盟”》的文章。梅农认为，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不结盟”已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的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避免再次陷入大国争斗的泥潭之中。

文章首先指出，“不结盟”政策在今天这个日益两极化的世界中看似无关紧要。西方联盟比冷战时期更加团结，甚至连芬兰和瑞典都放弃了中立，加入了北约。其他日益尖锐的分歧——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国际事务中占主导地位，加剧了经济和政治的分裂。然而，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不结盟”已经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的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亚非拉的一些国家对西方联盟表现出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们不愿意支持对俄罗斯的制裁，并对“新冷战”的想法感到十分不安。对于这些国家而言，现有秩序无法满足它们的安全需求，无法解决它们对粮食和财政的生存关切，以及气候变化等跨国威胁。

梅农回顾和总结了不结盟运动的历史演进和成就。在冷战开始时，世界被两个相互竞争的集团所撕裂，不结盟运动由此诞生。而对于刚刚独立的印度、埃及和许多其他国家而言，既不加入北约也不加入华约，增加了他们与两个集团讨价还价的能力，也限制了它们自身卷入其他国家间的争吵。梅农强调指出，印度是最早倡导“不结盟”的国家之一，这既是保护1947年独立后决策自由的一种必然要求，也是一种现实的政策回应，因为无论是北约还是华约都没有准备好应对印度的发展或安全问题。为防止印度投靠一边或另一边，两大集团展开了竞争，反而导致印度的一些利益与需求得到了满足。与此同时，印度通过和这两个集团中与印度政策相一致的国家合作而受益。不结盟政策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获得了最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非殖民化、裁军、打击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功，并在不结盟运动中被部分制度化。如今不结盟运动有120个成员国和20个观察国。而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交恶、70年代的中美和解之后，“不结盟”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不结盟运动在全球化的经济压力下，其多边体系的有效性明显下降，意味着不结盟与其追随者的直接关切关系不大，不结盟运动也没有提供实际成果的能力；亚洲的出口导向型增长和新联盟取代了多边解决方案。两极冷战时代的终结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趋势。

梅农接着明确指出，当前国际体系正处于两种秩序的过渡期。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崛起重新分配了全球经济实力，从而形成了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这也导致冷战后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不情愿的在一个经济多极化背景下运作的情形。三十年后的世界再次出现了冷战初期的分裂，尤其是在亚洲，地域力量平衡迅速转变。这一次，出现了以美国和西方为一方，以中国和俄罗斯为另一方的二元对立。作为对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支持，梅农认为，美国的牵制使得中国周边海域的国家在过去十五年里提高了自身能力，并开始相互进行前所未有的安全和情报合作。美印安全关系的转变，日韩在美国联盟体系中作用的提升，以及四方安全对话功能的变化，都反映了为保护一个基于规则的、开放的、不被任何单一大国所支配的印太地区而做出的“再平衡”努力。

基于当今的国际格局，梅农认为亚非拉国家正在寻找第三条道路。一方面，大多数南方国家对俄乌冲突的反应表明，它们对不得不选边站队的情况感到不安。即使是与美俄关系密切或依赖于他们的政权，也对被要求以某种方式投票或共同谴责另一方逡巡不前。更何况部分发展中国家忙于应对普遍存在的债务危机，而该危机目前又因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和不景气的世界经济而不断恶化。当前的世界秩序，似乎并没有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问题，因此他们寻求替代方案。另一方面，对于许多国家而言，中美作为最大的两个贸易伙伴，任何一方都不可或缺。而如今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已经尖锐化，其他国家不愿意在其主要的经济伙伴和安全伙伴之间做出选择，因此他们更有可能寻找第三条道路以寻求自力更生。

梅农在文章中最后指出，当国际体系失灵或缺失时，当各国似乎各自为战时，这些领导人转向“不结盟”就不足为奇了。美俄中或其他大国越是迫使其他国家选边站队，这些国家就越会被战略自主所吸引。只要各国将不结盟视为优先选择，它就有可能找到新的追随者。各国政府和领导人秉承着“不结盟”思想走多远，将极大地影响我们的未来。从长远来看，今天的俄乌战争和西方同盟的巩固，可能会使不结盟国家在半个多世纪前开创的理念、方法、政策获得新生。

（审校：万佳  编辑：邓修齐）

原文于7月1日发表于美国《外交政策》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7/01/nonalignment-international-system-alliance-bl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