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8-11

董哲

（图片来源-百度图库）

近期，深港通开通预期持续升温。基于李克强总理在今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今年将择机推出“深港通”，且业内人士估计深港通公布后还需要经过三个月左右的筹备测试才能正式启动，因此，市场预期深港通将在八月左右公布。深港通的启动渐行渐近，将给中国带来怎样的机遇与挑战？

一、深港通开通预期背后的各方筹备

众所周知，深港通与沪港通是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重要尝试，其丰富了证券交易品种，促进了内地与香港证券市场繁荣，是中国资本市场的重大制度创新。其中，“深港通”是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的简称，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为“深交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联交所”）建立技术连接，使内地和香港投资者可以通过当地证券公司或经纪商买卖规定范围内的对方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在沪港通已经开通一年有余的情况下，其先行经验能够使深港通避免诸多类似问题，因而使深港通具备了较大的后发优势。在此基础上，从顶层设计与技术准备等方面，各方已经为深港通的开通筹备良久。

早在2015年1月，李克强总理就已提出“沪港通后应该有深港通”。今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适时启动深港通”。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也在今年两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深港通今年肯定通”。香港方面对深港通也表达了积极的兴趣。今年5月，香港特首梁振英对媒体公开表示，香港方面对深港通已准备就绪，正在向国务院方面争取尽快宣布开通。除此之外，证监会于近期发布并实施了《资本市场交易结算系统核心技术指标》金融行业标准，定义了各项性能技术指标，有助于在技术层面上支撑金融资本市场开放及创新，提高相关国际交流的效率。该标准对于未来深港通也有较强积极意义。

除了官方共识与顶层设计之外，为深港通铺路的技术准备也早已开始。2015年2月，两地交易所就已经完成深港通具体方案设计。今年，两地交易所各自的深港通系统也如期完成并开始测试。6月6日，深交所新一代系统正式上线。据深交所副总经理邹胜介绍，包括深港通在内的新业务都在这套新系统上开发完成，现已准备就绪。新系统不仅能够和香港市场联通，而且还具备了与国际主流市场对接的能力。联交所也于6月27日对深港通结算接口进行了端对端测试，为深港通的开通做好了最后的技术准备。

二、深港通开通：中国改革发展新机遇

从官方到市场均对深港通寄予厚望。深港通的开通，也为中国提供了推进制度改革创新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新机遇。

其一，深港通能够为境内外资本的架起沟通桥梁，实现资本在一定程度上的有序开放。在深港通实施以后，境外资本投资内地市场、以及对应的境内民间资本投资香港市场均能够享有更为便捷的渠道，提升了资本跨境投资效率。由于香港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自由港地位，境外资本在满足必要条件后可以在香港直接投资内地市场的上市公司。这相比于花费大量精力通过行政程序进入中国内地——当前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市场，对国际资本更具有吸引力。与之对应，境内的民间资本通过深交所投资香港市场的渠道也将因此更为畅通。在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可兑换的情况下，深港通是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重大制度创新。

其二，深港通能够配合中国金融改革，同时从侧面促进中国供给侧改革的进行。深港通有利于深交所与联交所的深入交流与合作，从而帮助深交所借鉴和学习其先进的交易和监管制度，促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完善与成熟。因此，深港通是配合中国金融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同时，成熟的香港市场以及绩优港股的吸引力，有利于让民间资本从房地产以及大宗商品等国内相关市场的投机中抽身。不合理民间投资的撤出有利于减缓相关产品的投机性上涨，从而促进中国商品房存量的消化进程，以及包括钢铁产业在内的落后产能及僵尸企业的淘汰进程，助力中国的产业升级转型。最终，这些影响将减轻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压力，有利于供给侧改革的顺利进行。

其三，深港通能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深港通能够丰富在香港的离岸人民币金融产品，使人民币逐渐成为国际资本市场上重要的投资货币，从而提高离岸人民币的吸引力，最终提升人民币在境外被持有与使用的程度。同时，离岸人民币资本通过深港通投资内地市场，使离岸人民币资本回流，将与人民币的对外投资以及人民币外贸结算等，共同形成人民币的双向流动通道，促进人民币循环圈的建立。无论是离岸人民币的持有与使用率上升，还是人民币循环圈的建立，都将有利于人民币国际资本市场的培育，从而进一步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程度。

三、深港通运行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

然而，深港通在未来的运行也将面临一定的挑战。

首先，深港通运行可能面临投资低迷问题，使深港通作用难以充分发挥。深港通与沪港通相比，无论在政策还是具体机制方面，均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自开通以来，沪港通虽然运作一直顺利，但是成交额一直偏低，目前沪股通、港股通的资金使用率分别仅有48.6%、80.2%。该问题的出现，与目前国内外经济低迷，资本缺乏投资意向，使得股市等投资市场无人问津有关。若成交额偏低的情况在深港通开通后再度上演，虽然有利于中国维持金融稳定局面，但对于中国金融制度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均有较大不利影响。其不仅将削弱深港通在境内境外扮演的资本桥梁作用，无法对中国吸引国际资本和进行金融改革产生积极促进作用，而且不利于离岸人民币持有与使用率的提高以及人民币循环圈的建立，从而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其次，深港通也可能出现相反的投资火爆的情况，但这可能会对中国带来新的挑战。与上交所相比，深交所上市公司包含了较多的民营公司，也集中了中国的诸多中小型公司。根据官方表态及市场预期，为避免深港通成为沪港通的简单重复，深港通标的很有可能包含这些公司。因此，深港通也可能出现不同于沪港通的交易活跃情况。境外资本涌入境内市场，极有可能造成内地股市的非理性上涨，并引导民间资本涌入股市，使供给侧改革所努力引导和推动的资本“脱虚入实”进程前功尽弃，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最终，投机泡沫破裂所导致的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也将给艰难转型中的中国经济以沉重打击。不仅如此，深港通开通以后，一旦大量涌入的境外资本恶意做空中国公司，风险抵御能力较弱的深交所中小公司将首当其冲。其被境外资本恶意狙击以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不利局面必然会严重影响公司正常运行，并将造成内地市场的动荡。在深交所上市的中小公司中有许多都是创业未半的创新型高科技企业，其遭受狙击也将对中国正在进行的产业升级与供给侧改革造成不良影响。

最后，深港通开通以后，投资香港市场的内地普通投资者可能面临较大风险。在深港通与沪港通之前，内地已存在机构投资者以及个人投资者在香港通过当地券商开户等特殊渠道投资香港市场的先例。然而，与这些程序复杂且操作困难的方式相比，深港通允许内地普通投资者直接投资香港市场，更具操作性且将带来更大的资金流量。然而，由于香港市场的制度差异，以及普通投资者专业性与资金的限制导致的避险能力薄弱等特点，普通投资者在投资香港市场时面临的风险远远高于内地市场。例如，联交所并没有深交所的涨停板与跌停板制度。在资本完全开放的香港，失去该制度的保护使普通投资者风险倍增。另外，与内地市场“T+1”的交易制度相比，香港证券交易采用“T+0”交易制度——投资者在买入证券的当天就可以卖出。该制度曾经被内地市场所采用，但最终因为其容易导致过度投机与市场动荡而被弃用。

深港通可能带面临的以上一系列挑战，需要合理的措施进行应对。其中的两个挑战：成交额偏低的不利影响，以及与之相反的资本涌入对中国的危害，从两个角度展现了资本的双刃剑作用。平衡资本利弊，合理应对挑战，一方面需要设置适当的深港通每日额度和总额度，从而充分利用深港通带来的机遇，同时将境外资本可能给内地市场带来的冲击降到最低，以平衡资本利用的两难困境；另一方需要中国吸取先进经验，进一步完善中国的金融市场法律制度，同时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制度来保护中小型公司利益。此外，对于期望投资香港市场的内地普通投资者的保护，应当从制度设计以及风险宣传的角度入手。为此，深港通应当效仿沪港通设置最低资本门槛限制，以保护缺乏风险承受能力的零散投资者，阻止其投资香港市场。其次，深港通开通之前的必要宣传也应当同步跟进，使投资者能够充分了解香港市场的具体制度差异以及巨大风险，从而降低投资者在境外折戟沉沙的可能性。

深港通开通后，机遇与挑战并行。中国只有全面认识深港通，充分了解其可能面临的各项挑战，并采取合理措施进行应对，才能利用深港通带来的机遇促进中国金融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实现经济进一步腾飞的宏伟目标。

（作者是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国际法专业2016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