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8-18

王一栋

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仅催生了G20，同时也进一步凸显了国际金融秩序内在的不平衡性以及实现全球金融治理的必要性。全球金融治理所关注的内容集中于对全球性和地区性金融危机成因及对策的研究与合作。实现全球金融的稳定与发展，是全球金融治理追求的目标。中国在历次G20峰会上都对全球金融治理的构想有所提及。在G20安塔利亚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就提出了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建议。在本届G20杭州峰会的吹风会上，中国提出了以建立开放和稳健的金融体系、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和发展普惠金融等举措为代表的“杭州行动计划”。因此，2016年9月举行的G20杭州峰会很可能成为全球金融治理发展的新契机。

有学者将金融危机的爆发归咎于全球不平衡，认为全球经常项目不平衡或贸易不平衡是造成全球金融秩序混乱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经常项目的不平衡固然会引发国际收支不均衡，但不是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相较于经常项目的不平衡对于全球金融稳定的影响，资本账户不平衡对全球金融稳定的冲击或许更为严重。因为，相较于经常项目余额，跨境资本的流动总量对一些重要的金融指标（如利率、汇率）的影响更大，而且资本项下的跨境资金集中在少数对冲基金和大型资产管理公司手中，更容易形成冲击和波动。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欧美之间的经常项目是基本平衡的，然而由于欧洲银行纷纷从美国市场借入大量美元，购买了大量结构性产品，就形成了欧美在资本项目上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与美国国内金融监管体系的不完善相结合，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时至今日，这种金融资本的国际不平衡性并未根治，反而愈演愈烈，已经对世界金融安全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杭州G20峰会召开在即，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明确表示，中国始终致力于构建完善而公平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杭州峰会将“进一步聚焦应对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的突出风险，聚焦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稳定金融市场的共同行动”。可见，稳定性已经成为了全球金融秩序中的稀缺资源。

对于影响全球金融稳定性的根本原因，目前学理通说认为，影响全球金融稳定性的根源在于以主权货币充当国际信用货币所造成的流动性的“错配”。国际货币主权国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初衷是针对其国内的金融发展状况，但其货币的国际性流通仍在客观进行，这种货币的流出可能会造成其国内流动性与实体经济的“错配”。这些货币流入新兴市场后又可能在货币流入国造成两类“错配”：一是流动性与实体经济的错配；二是货币的错配。这种错配最早可以追溯至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其他主权货币为美元、欧元所边缘化。货币错配使得一国金融系统变得脆弱，在发生外部冲击时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增加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

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全球金融治理所面临的挑战，明确全球金融治理的目标。结合G20吹风会上中国提出的会议议题精神以及目前国际金融秩序现状，笔者建议，2016年G20峰会应从加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加速国际货币体系构建、完善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及构建全球金融监管体系四个方面加强合作。

第一，加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主权国家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以及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是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内容。其核心问题在于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所制定的货币政策对于全球金融稳定构成潜在的威胁。全球金融治理框架必须包含主要国家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国际货币发行国的金融政策对于全球性金融周期的过度刺激，抑制政策的负外部性效应，从而缓解全球金融不平衡的影响。

第二，加速国际货币体系构建。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是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其内容包括国际本位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制度、国际汇率制度、国际收支调解机制以及相应的国际金融机构等。有学者认为，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三个重大的局限性：首先，目前国际通行的货币制度依然是以美元为核心的主流货币本位制，而历史已经证明，美元本位制绕不开“特里芬难题”，其他货币本位制依然如此。其次，国际货币主权国所制定的针对本国的货币政策将不可避免产生外部效应，这种外部效应会导致跨境资本流动的增加和全球资本流动性的失衡。最后，国际汇率制度缺乏稳定性，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不健全。对此，G20峰会应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发挥其应有的平台作用。对于当前关系比较紧密的一些问题，如汇率、跨境资本流动等问题，可以由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如IMF、FSB等来解决。但是一些更长远的、更高层次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到货币本位的问题，就需要G20峰会这种平台加以探讨和协调。

第三，完善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在国际金融危机救助过程中，国际社会应当对金融监管方式和立法过程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切实有效地制定一整套新的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方案和金融监管的执行标准。在这种新模式下，应当更加鼓励发展中国家参与到金融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中，对于国际金融机构中不合理的地方提出合理可行的建议，并且鼓励发展中国家能够积极实现这些标准和框架中的重要条款，这不仅对于缩小南北差异有着积极的助推力，同时也能够“自下而上”地推动金融改革，加强全球金融秩序的安全。可以预见，杭州峰会不仅仅是20国集团的峰会，同样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潜在参与、提升其话语权的一次重要契机。

第四，构建全球金融监管体系。全球金融监管也是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金融监管中存在的很多问题和不足，广受关注的问题包括宏观审慎监管缺失、“大而不倒”问题、顺周期性等等。金融活动的全球化与金融监管的国别性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影响全球金融监管体系有效性的主要矛盾。笔者认为，全球金融监管的理想目标是建立一个全球统一的、完整的、具有前瞻性的和能动的全球金融监管体系。这一体系框架既包括宏观层面的审慎监管框架，也包括微观层面的监管制度设计，具体而言，包含完善的全球金融监管知识体系、统一的全球金融监管框架和监管主体之间完善的沟通协调机制等。这种完善的全球性的金融监管体系的构建，也与中国在本次峰会上提出的“更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的理念不谋而合。

（作者是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国际法学专业2014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