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JAPE）期刊主办“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讨会，研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实施成效、支持政策等，优秀参会论文将推荐至JAPE特刊“How Green i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研讨会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积极响应，共收到国内外40多篇投稿论文，并有幸邀请英国阿伯丁大学、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悉尼科技大学、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俄罗斯科学院、香港恒生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同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40余位专家与会。

（参会专家合影）

开幕式由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熊灵副教授主持，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余敏友教授、JAPE主编Leong Liew教授、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程时雄教授致辞。余敏友院长首先向远道而来的各位专家表示最热烈的欢迎，随后强调“一带一路”不仅是一条经济繁荣之路，更是一条绿色发展之路，有必要举办研讨会客观评估“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成效，探索促进绿色发展的支持政策。Leong Liew教授认为，当前全球面临着诸多环境与发展挑战，“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为沿线国家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也为全球绿色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践路径。他还代表JAPE期刊感谢与会专家的支持，并表示他坚信通过今天的交流与探讨，一定能够激发出更多的思想火花，共同书写“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新篇章。程时雄教授指出，中国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绿色“一带一路”正越走越宽，而本次研讨会以多学科、多视角、宽领域探讨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彰显了新时代人文社会科学大有可为，最后他谨代表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预祝本次会议圆满成功。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Leong Liew教授）

主旨演讲由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谭秀杰副教授主持。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Leong Liew教授、阿伯丁大学John Paterson教授、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副所长Yury Kulintsev、悉尼科技大学施训鹏教授、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李强副教授、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熊灵副教授依次做主旨演讲。Leong Liew教授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所面临的重要国际背景——美国反全球化运动，分析了美国反全球化运动的目标及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尤其是为什么中国会成为美国反全球化的主要目标。他认为美国工人失去工作岗位并非由“中国冲击”造成，其真正原因在于美国资本在全球化下推动工业制造自动化，忽略了给产业工人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但是，美国精英为了逃避在资本造成岗位流失上的责任，刻意将失业的矛盾转嫁到中国身上，并为其遏制中国的政策争取支持。

（阿伯丁大学John Paterson教授）

John Paterson教授从国际法角度出发，对比“一带一路”倡议和《能源宪章条约》发现，这两类合作主要驱动力是经济因素和地缘政治因素，从本质上讲都不是绿色倡议，因此对“一带一路”早期不够绿色的苛责并不公平。当然，鉴于气候变化的威胁，现在一起合作倡议都必须是绿色倡议。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和《能源宪章条约》中，将面临能源三角困境的挑战，即在能源政策与能源系统管理中，很难同时实现能源安全、环境可持续性、经济效益三个目标。《能源宪章条约》部分成员方就以阻碍能源转型政策为由，陆续退出该条约。值得高兴的是，“一带一路”倡议正努力确保未来向更环保方向发展，2017年出台的《“一带一路”生态环境合作规划》明确提出：“推进生态环保合作是践行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提升‘一带一路’建设绿色化水平、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根本要求。”但是，在缺乏全球合作和政策支持的情况下，未来绿色“一带一路”仍面临着诸多挑战。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Yury Kulintsev副所长）

Yury Kulintsev副所长认为在全球面临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挑战下，金砖国家应该抓住机会引领全球能源向绿色技术转型。当前世界正向可持续发展过度，大力发展绿色技术和低碳经济，绿色发展将成为金砖国家的优先目标。2024年全球绿色投资将超过2万亿美元，中国将达到6800亿美元，印度投资相比2020年增长40%，巴西和南非也将加大投资，俄罗斯提出了2050年前的低碳发展战略。而且，金砖国家银行将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到2026年将提供300亿美元。2023年8月，举办的金砖国家可持续发展论坛提供了沟通交流平台，未来一些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绿色议程的政治意愿、可行的转型方案、绿色革命融入全球经济秩序、平衡个人意愿与集体责任、低碳未来的共同愿景。

（悉尼科技大学施训鹏教授）

施训鹏教授强调电动汽车在全球绿色发展和能源转型中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应灵活应对地缘政治风险、促进电动汽车国际合作。公路运输碳排放已经占到全球排放量的12%，随着电动汽车从2020年的300万辆增长到2030年的1.45亿辆，将减少约15亿吨碳排放，因此电动汽车将成为能源转型的重要部分。他进一步指出，中国作为电动汽车超级大国快速崛起，并在电动汽车相关矿物材料的产能与产业链中占据主导地位，对全球绿色转型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中国电动汽车也面临着地缘政治加剧、贸易战、供应链泛安全化等方面挑战，为此中国应灵活应对复杂地缘政治风险，加强与其他国家在电动汽车及供应链的国际合作。例如，中澳存在广阔合作空间，中国在清洁能源技术、机器人技术和电池回收方面，可以为澳大利亚提供了重要的学习机会；澳大利亚在安全软件和测试、项目管理和制造、东南亚市场经营上，可以帮助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最后，他特别呼吁中国学者在以下方面加强研究、并在国际上发出更大声音：1、绿色“一带一路”新理论，例如对全球减排贡献的理论；2、中国主导的生产网络战略；3、中国清洁能源供应链多样化战略；4、产能过剩的反驳理论；5、雁型模式的替代方案和理论。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李强副教授）

李强副教授指出企业积极参与价值链分工有多方面好处，包括提高成本效率和盈利能力，增强供应链的弹性，促进企业内部的创新和技术转让。然而，价值链因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因为这种影响取决于企业所处的行业、企业在行业价值链中的定位以及企业参与这些全球网络的有效性等各种因素。根据经济网络理论，企业绩效受其价值链定位、价值链整合水平、网络复杂性和动态性的影响；根据波特的价值链分析、制度理论，企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能否利用其独特而有价值的资源和能力胜过竞争对手，因此价值链要素与各行业绩效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实证研究表明：价值链因素与企业绩效息息相关，具体而言，价值链的前向中心性、前向生产长度对企业绩效有负面影响，而价值链的平均复杂度存在正面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价值链位置因素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一条U型曲线。所得政策启示是：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应考虑价值链因素；但投资没有所谓价值链最优位置，而是存在一段理想区间。

（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熊灵副教授）

熊灵副教授探讨中国绿地投资对东道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依据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提升中国绿地投资质量的调节效应及其作用机制。他认为中国绿地投资能显著促进东道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污染光环”效应。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表明，相比单一环境规制，东道国与中国相对环境规制能更好地提升中国绿地投资的绿色发展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并非越大越好，中等强度的相对环境规制反而更有利于引导中国绿地投资促进东道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对中国绿地投资表现出明显的正向绿色调节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在环境规制调节下，中国绿地投资能有效通过服务业集聚以及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东道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编辑部）

主旨演讲结束后，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期刊主编Leong Liew教授、施训鹏教授、俞剑教授、张俊狮副教授介绍特刊安排和要求，并鼓励大家讲好中国故事。随后，研讨会设置了四场分论坛，从投稿论文中筛选出22篇优秀论文进行汇报讨论。

分论坛一聚焦于“一带一路”倡议对绿色创新和贸易投资的影响，6篇论文分别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有效推动了东道国绿色创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企业出口质量、出口绿色产品国内附加值、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发展中国家投资拉动。

分论坛二关注“一带一路”对数字经济及可持续发展的影响，6篇论文分别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新质生产力、数字贸易与数字转型、贫困县扶贫、农业可持续发展、城乡收入差距等产生了积极影响。

（分论坛讨论会场）

分论坛三讨论了“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绿色政策及其减排效果，5篇论文分别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减少了城市碳排放和沿线国家碳足迹，绿色产业政策有利于实现污染减排，气候风险有助于政府转向发展可再生能源，但是国家间制度距离越大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越差。

分论坛四侧重“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5篇论文分别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诱导了企业绿色漂绿，但是“一带一路”倡议抑制中国企业漂绿，并推动了中国绿色转型。而且，“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环境保护投资、媒体治理，进而提升企业社会研发投入。